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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土水养一方人。在适应大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自身的的性格特征。不同的地域、地缘、地理、自然风貌、气温、气候的特性又形成不同的地域人的不同性格。而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的一个个体,一个群体却具有共同的人格特性。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也就是说,水生智者,山生仁者。一般说来,靠海而生者,有开放冒险的精神;靠山而生者,有豪爽、偏执、勤劳的特征。
地处海南岛东部的有红色娘子军故乡之称的琼海市,既依山又靠海,就整体来说,兼有山地、海洋及外来文化内涵及人格特征。
具有浓烈的“屋”的情结的琼海人
房屋,作为栖身之地,占一个人一辈子财产的绝大部分。对于琼海人来说,屋是家园、家庭的象征,是人生价值的外在表现。琼海人浓烈的“屋”的情结,一是表现在其日常方言中。在操海南方言的海南人当中,在日常用语,使用“屋”字的频率以琼海人为最。比如,北方方言说“看家”,琼海人则说:“看屋”。北方方言说:“盖房”,琼海人叫“做屋”或“起屋”;北方方言叫:“维修房屋”,琼海人叫“整屋”;北方方言说“左邻右居”,琼海人叫“屋旁屋边”“上屋下门”;说一个人有房有产,叫“有屋有头”;没有房产,叫“无屋无头”。北方方言问人家:“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琼海人则问:“你屋屋在处?你屋还有乜人?”。北方方言:“你整天猫在家里!”,琼海人则说:“你一日到晚蹲在屋!”。北方方言:“我哥哥在家种田。”,海南方言:“我屋哥在屋做农。”北方方言说“我家人”“你家人”,琼海人则说“我屋人”“你屋人”;——在这里,“屋”字是作“家”字使用。北方方言说“我的妈妈”“你的妈妈”;琼海人则叫“你屋妈”“我屋妈”,对家中其他人同样如此称呼;北方方言“俺家”“别人家”,琼海人则叫“俺屋”“人屋”;口语中,琼海人称某单位苛部门往往在其名称之前加上“屋”字,如“财政屋”“税务屋”……
琼海人“屋”的情结的外在表现之二:大凡上年纪的老年人,即使孤身一人,也要固守家园,固守在客厅断气归天的传统观念。如果是在外面断气,那就成了孤魂野鬼,以后得请“三父公”来做佛招魂,才能上灵位,与列祖列宗平起平坐,以接受在世亲人的祭拜。
自古至今,琼海人十分重视家庭的完整性。如果一个人有条件“亲家”(结婚)而不“亲家”,有条件嫁人而不嫁人,有条件生男育女而不生男育女,对琼海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
具有深厚的乡土情结的琼海人
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中,每个人都有乡土情结,相对而言,重土安迁的琼海人乡土情结更为浓厚。中国作协会员,琼海藉当代诗人晨声在他的诗《乳源》中,以深沉的笔调,绻缱的情感、优美的诗句,抒发了他对生他养他的“阿母”及故乡的怀忆及思念。新加坡企业家、新加坡海南会馆副会长,在他的《情系故乡路》散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每当独立寒秋,季节变换,每当遍插茱萸、点香焚纸,每当酒阑灯地,人去宴空,便会有一团乡愁难解,有一个郁结不散,长长地,久久地,深深地沉淀在我的心头,那,便是伴随了我大半生的,刻骨铭心的思乡情结,游子意念。”在他的《故乡吟草》中他低回吟念“海是这儿的蓝,云是这儿的淡,花是这儿的绿,水是这儿的清,风是这儿的香,月是这儿的园……。为什么我对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迷恋?为什么我对这儿的大海有这么多的梦幻?”。诗人中抒发琼海人怀恋乡土的浓浓情感!
解放前,离乡背井、出洋谋生的琼海人,挣了钱攒了钱后,便是回乡买地“做屋”。琼海藉的海外华侨热心捐资办学架桥铺路人次之多,款额之大,历史之悠久,在海南是有口皆碑的。
在海外的琼海藉华侨,萍水相逢时,往往以颇有特色的“琼海溜”腔识别乡友,问候话则是“回屋做清明不?”。他们的观念;一个游子,一年到头,可以不“回屋做年”,但清明是要回去“做”。悠悠岁月,茫茫人海,滚滚红尘,声声“溜”腔,一句“回屋做清明不?”,把他乡与故乡,先人与后人,过去与现在,乡情与亲情连结在一起!包容在一起!
在中国,不少地方都有排外的人格特征,比如,生活于皇城根下,共和国的心脏,国家机关权力,冠盖如云的北京的北京人从来就有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受,他们以“爷”尊称,而把北京以外的外地人通通称为“乡巴佬”。“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广东人的排外意识较强,突出表现为,在广州街头,如果你用外地语问路,广州人往往不耐烦恼地用广州话回答;在商店里,即使 你表现出很恭敬,但你用的是外地话,售货员显出的是爱理不理的傲慢样子。他们鄙视地把闯荡广州的外地人叫“捞佬”(即“捞世界的人”)。至于以精 明而著称于世的“阿拉”上海人,其骨髓中就张扬有与生俱有的高傲的特性,其排外的表现,世人更是有口皆碑。
在琼海的传统文化中,一般没有排外意识。正如广东人把广东以外的人都叫“北方人”一样,琼海人把海南岛以外的人都有叫“大陆人”。琼海境内,绝大部分是汉人,琼海人知道,他们的祖先都是“大陆人”,只有黎、苗族才是本地人。琼海虽地处边陲,但普通话普及率比广州还要高。各县市、各乡镇里,无论你是哪里人,只要你开口讲普通话,只要他(她)会讲普通话,大都用普通话,热情地回答。解放初期,当本地人热情友好地用海南话与外地人交流时,外地人往往尴尬地摆摆手“不懂话!”。于是,“不懂话”便成了外地人的代名词。对于那些离乡背井、飘泊打工者,其他地方,不知从何时何地开始,北方方言便有了一个群体名词——“盲流”。正如宋丹丹在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的一句台词“盲流与流氓,有什么两样?”,的确,当人们说起“盲流”这两个字时,目光里流露的是一种鄙视的表情。
在琼海,也不知从何地开始,对于所有的大陆民工,无论年龄大小,不管当面背后,男的叫“陆哥”,女的则“陆妹”。与“盲流”称谓相比,“陆哥”“陆妹”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别看一个小小的称呼,这当中体现了琼海人对这些浪迹天涯者的同情,也表现了海南人善良、宽厚的本质。
在琼海人观念中,英雄不问出处,比如在人称方面,不但对父亲、父辈称“爹”,对那些腰缠万贯的大款、还是终日劳作的农民、站三寸柜台的商人,只要是男性公民,只要有一定岁数,统统称为“爹”,如“柴工爹”(即木匠大叔)、“剪毛爹”(理发匠)、“做海爹(渔民)……,这个“爹”字并没 有瞧不起的意思,琼海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人格特征可见一斑。
钟灵毓秀、才子佳人辈出的琼海
博鳌仪态万千的出海口,万泉河两岸旖旎婉丽的风光,白石岭磷峋的怪石,官塘珍贵的天然矿泉水,全年温暖温润的气候,丰富的物产资源,哺育了琼海人的钟灵毓秀。虽然琼海历史上也涌现一些英才良将,但与毗邻的文昌相比,那是风毛鳞角。自古至今,这个地域,赋予了琼海人特征为外表上的温文尔雅,思维上的重于形象思维,举止上的灵活敏捷,因此,孕育的人才更多为才子佳人。比如,清代知县王宗佑,在四川为官之年,除勤政廉政而著外,对唐诗宋词诸名家著作研究造诣甚深。时编著有《历朝诗抄略》一书,流传于蜀。晚年告老还乡,以其华美的文笔,把境内山川之灵秀,特产之丰富,英杰之荟萃,集锦于他的著作《观澜斋文选》一书。此外还有台湾著名书法家杨庆珍,著名画家陈振标等。新中国诞生后,琼海的文人墨客辈出无穷。如记者编辑兼散文家曾庆松、诗人企业家晨声、著名雕塑家卢鸿基、现执教于北京美术学院的教授崔开宏。
近年来,在海南文坛上,琼海本土作家队伍之强大,开展的文学活动之频繁,文学创作之活跃,作品见诸于各报刊之繁,荣获的奖项之多,可说是首屈一指!这些作家中,有老到于功底,华美于笔端,憨厚于言词的琼海作协主席王锡钧,有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几十年的老作家周仕科,有擅长于写游记且文笔十分细腻流畅的琼海文联主席冯标冠,有深耕细作、不写则罢一写则文不惊人誓不休的市报总编梁其山,有资深作家其文章集思想性与哲理性、感染力与穿透力于一体的琼海电视台台长冯衍甫,集音乐家、词作家、作家于一身的琼海文化馆副研究馆员王春光,伴孤灯一盏洒汗水无数笔耕不止的后起之秀王路生,在海南诗坛上冉冉起的新生代诗人黄海星,……可谓群星璀灿,才才荟萃!
在海南剧戏界,“海南琼剧名流出琼海”已达共识。其中,清代名伶彩文、清代被誉为琼州八大名旦之首的杨祚兴、清代著名戏曲剧作家李有金、著名戏曲教育家谭筠。现代著名小生郑长和、陈华、著名正旦王英蓉、李桂琴,都乃琼海人。
爱“装罗”、讲“人情面皮”的琼海人
琼海人,把讲究穿戴,叫“爱装罗”;把外表洒脱、穿着得体,叫“色水”;把爱打扮、讲体面,摆阔气,叫“装色水”。把失体面,叫做“败色水”。琼海俗语“吃在面,穿在身”。即使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即使在家时,在干活时穿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破衣衫,但男女老少,都有一套过年过节或是访关拜友时才只出来穿的体面衣服。
琼海民风纯朴,大凡“亲家”“做过月”“做屋”“做生日”“嫁闺女”“做对岁”等,都要“做酒”以庆祝,而亲戚朋友都要送上贺礼或贺金,琼海人把这种贺礼贺金叫“做人情面皮”或“面皮”。既然是事关面皮之事,即使家徒四壁,囊中羞涩,举债也要礼。如出嫁的闺女生孩子特别是第一胎时,娘家再穷,为了面子也要做一担分送闺女婆家四邻五舍、三亲六戚的粑果、买一副给闺女“补肚”的猪肚,制几套给婴儿的衣服送去,因此,琼海历来有“俺子生人孙,人家喜欢俺家闷(忧愁)”的民谣。旧时,有钱送现金,没钱的提上一袋米或是一篮子米,以米代币。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米,无论送多少,做为礼节,“屋主”还得给贺者还回一部分——这是琼海特有的民俗。五十年代,腕上有块手表、口腔里镶有大金牙、口袋里插根派克笔——那是海外华侨有财力有文化品位的打扮或是业余华侨“色水十足”的派头,琼海“公爹仔”到未来丈人家“出面”(即第一次上门亮相),借也要借一块手表、一支派克笔以装一装“色水”……
当时,在琼海,流传一个笑话。有一位家境贫穷但喜欢“装色水”的年青人。有一天精心打扮一番,欲与媒人一起上镇上“吃茶”相亲。他走着走着,为了惹人注目,他指着自己的牙齿,大声地对集市上卖甘蔗的说:“你的甘蔗,那么硬!我这么好的牙齿也咬不动!”——原来他的两个门牙是大金牙!“又这么细,还没有我的手腕粗!”——原来他的手腕上带一块手表!卖甘蔗的不屑道:“你买不起就讲买不起,不要嫌我的甘蔗硬!”,他生气地指着他上衣口袋,说:“你别小看人!我口袋里钱,一张就可以把你这些甘蔗全买下来!”原来,他的口袋里插一支派克笔!那位卖甘蔗的一语揭穿他的老底:“你别装‘色水’了!你的金牙是用香烟金锡纸包的;你的手表是借来的;你的派克笔是从修水笔爹处低价买来的……”此笑话,诠释了一些爱“装色水”者的心态。
琼海人把巫师叫“三父公”。本来“三父公”给人做佛事、跳大神,其目的是为了挣“钱封”。可当“屋主”给其“钱封”,爱面子的“三父公”却是虚情假意地一手推却“不用啦!不用啦!”,另一手却将“钱封”接过来,放在口袋里说:“那好下啦!”(“好下”本意是谦逊推却)。于是,“三父公辞钱封”的典故便成了民间讽刺那些既想要钱又要面子的人之形容词。
最能说明琼海人爱讲“人情脸皮”的事例莫过于琼海长盛不衰的“军坡节”。“军坡节”,本是纪念洗夫人的民间祭礼活动。可近几十年来,在琼海,却是演变成纯粹的“食节”。每年从农历二月份开始,每天都有哪个村哪个乡“做军坡”。琼海老百姓有一说法“年关好过,军坡关难过(因为做年是自己吃菜肴好坏没关系,而“军坡”是做给别人吃,一点也不能将就)”。每个家庭,一过完年,便张罗“军坡”事宜。“军坡”那天,全家总上阵,鸡鸭鱼虾,水陆杂陈,七大盆八大碗的摆了几大桌(有的人家还摆几十桌)。至于食客,有亲戚朋友,也有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有象征性带点礼物的,也有两袖清风吃饱喝足便扬长而去的;有的八大竿子都打不上的亲戚吃完了,还要对酒席评头品足……琼海人也深知做这种节劳民伤财,可还是年年做下去,因为伤财事小,失面子事大!
琼海人爱“装罗”爱讲“人情脸皮”,表面看来,是爱虚荣的外表表现。实际上,这是琼海人与生俱来的自尊自重的心理,也就是说,琼海人骨子里张扬着一种固守个人尊严特性。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在社会生活、人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琼海人爱面子的人格特质,造就了琼海人“再穷也不讨吃(要饭),再苦也不‘做娘’(即当妓女)”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琼海人看来,哪家闺女当妓 女,是“现世坡场”的奇耻大辱!近年来,有人戏谑“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活跃着一支黄色娘子军”。“黄色娘子军”是改革开放的副产品,全国各地皆有。即使琼海有这种“娘子军”存在,绝大多数为外地人。
爱操“溜”调说复音讲反词的琼海人
琼海人最突出的语音特点在口语中,为了强调作用,往往在句尾加上一个“溜”字,而且这个“溜”字还发重音。比如说,催促对方快点走,别耽误时间,说“快快去下溜!”;做菜时,跟对方说:“菜都熟去了溜!快快溜起来溜!”。只要生活在琼海境内,无论您是政府要员,还是市井布衣;是妙龄女郎还是耄耋老妪,一开口说话,总是“溜”出一大串。因此,琼海人便有“琼海溜”“阿溜”“熟也溜,不熟也溜”的代名词。
在海南方言中,形容词最高级不用“非常”“十分”“很”等词。既是象东北人喜欢用“贼”(如把“很好’说“贼好”,把“很棒”,说“贼棒”)也不象海口人那样粗俗,在形容“很”“十分”是,是在被形容词后面加“败的”(”的”音同“阴茎”)。如把很好——“好败的”,很坏——“坏败的”……
琼海人第二个语音特点,使用形容词时,不用非常、十分的最高级,而是用复音。比如,形容十分黑,便说“黑铁黑铁”;形容十分白,便说:“白呢白呢”;形容十分重,便说“重斤重斤”;形容十分轻,便说“轻茫轻茫”;形容十分瘦,便说“瘦腥瘦腥”;形容十分咸,便说“咸苦咸苦”;形容吃得十分饱,便说“吃得饱园饱园”,形容某人十分迷恋麻将,便说“他对麻将瘾丘瘾丘”……
琼海人第三个语音特点——某些名词反习惯用词而使之。比如,在一些食品名词叫法上,把“炒花生”叫“花生炒”;把“煮花生”,叫做“花生煮”;把“酸竹笋”,叫“竹笋酸”,把“炒白粑(海府地区叫“粑条”)“,叫“白粑炒”;把“黑咖啡”叫做“咖啡黑”……。在人称代名词方面,最小的哥哥不叫“尾哥“,而叫“哥尾”;同样,把最小的妹妹叫“妹尾”;最小的叔叔,叫“爹尾”……。此外还有某些名词,比如,把“公猪”叫“猪公”;把“母猪”叫“猪姆”;把“公狗”叫“狗公”;把“母狗”叫“狗姆”;把“母指”叫“手姆”;把“台风”叫“风台”……
男人爱吃“哥B黑”、女人爱吃“粑汤”“粑炒”的琼海人
民以食为天,各民族都有自己祖先传下来的饮食习俗及由此派生的饮食文化。而一个地区,由于地理的特殊性及历史渊源,也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饮食文化。
琼海一面临海,历史上出洋谋生的人较多,众多“南洋客”带回了西方的饮食文化。其中,是喝咖啡的习惯(琼海人叫“吃哥B黑”)。旧时,有客从南 洋回,四村八乡呼朋唤友,“去南洋客屋吃哥B黑!”。在南洋客家,一杯“哥B”,几块“罗氏”(饼干)就是待客了。请朋友喝茶,在琼海,便是“请吃哥B黑!”。琼海男人,有条件的,很少在家吃早餐,趁“发市”之机,到茶店里一坐,一杯“哥B黑”,一个“茶点”(点心)即是一餐早餐了。有条件的男人还吃中午茶(琼海人叫“两套茶”)。
琼海乃海南的产粮区,琼海人一日三餐,均以大米或大米制品为主。用大米制作的“白粑”(西北人叫“粉皮”,广州人叫“沙河粉”,海府地区叫“粑条”)是琼海人特别是妇女情有独钟的食品。广州人的口头婵“上我家饮茶!”,海府人的口头婵:“上我家吃粉(即海南粉)!”,而琼海人的口头婵“去我屋吃粑!”。就像海府人嗜吃“海南粉”,把“海南粉”当早餐吃,当正餐吃,节日吃、待客吃一样,琼海人吃“粑炒”“粑汤”当早餐吃,当正餐吃,节日吃,待客吃。改革开放以前,琼海乡下将“白粑”作为送给亲戚的礼品或贺礼。收受了“白粑”者,则将“白粑”东家送一把,西家送一把。拿到一把“白粑”后,煮一锅水,加几滴油,几片菜叶,少许盐与葱花,便成了“粑汤”,于是,全家大小,大朵快颐!
至于“衣仔”,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小就得帮助父母操持家务,照顾弟妹,稍大些得下田地干农活。就这样,还被骂为“衣仔用谷糠饲也不值”。琼海有句俗语“土里乜不好分罗家(女婿)”意思是说,地上的东西看起来少,实际上并不少,其言中带有明显的歧视女孩的倾向。“衣仔”嫁为人妻,便是“衣人”,一进婆家门,必须毕恭毕敬地称公公为“官公”,称婆婆为“官婆”;在公婆面前,当媳妇的不能自称“我”,必须自称“侬”或“子”。得管小叔子叫“官”,如有几个小叔,得分别叫“大官”“二官”“三官”。
女儿出嫁时,“外家母”边哭泣边唱世代相传的“教女歌”:“侬啊!侬这下去人屋,就是人屋人,侬去人屋得忍气做人,见大得喊大,见小得喊小;人(指婆家人)大声叫侬得小声应;人吃干来侬得吃稀;人睡早来侬得睡晚,人要打骂侬得会忍……”。由此种种,塑造了海南“衣”的人格特征。
在海南,在三十年代大革命时期,诞生了一支威震中外,名留青史的红色娘子军,从历史文化上分析,这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综上所述,解放前,海南妇女受三座大山压迫之重,社会地位之低,是不言而喻的。而压迫越重,自然反抗就越强烈。
新中国诞生后,废除了封建制度,琼海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种“衣”不能上桌吃饭的旧风俗已被破除,“公爹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高喊“‘衣衣’,三日不打变成虎”的口号而打骂老婆。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文化沉淀下,琼海“衣”仍然保持勤劳、质朴的品性。琼海妇女,没有东北妇女的豪爽泼辣,也没有江南妇女的玲珑婉秀。琼海妇女的公众形象是简约温柔、粗中有细。在乡下,妇女能上山能下地能理内也能理外,琼海妇女格守传统,注重家庭的稳定,一般情况下不轻易闹离婚。在经济转型期,在夫妻双双下岗的情况下,“公爹人”出自男子的自尊心与虚荣心,难以适应社会的变革。而琼海“衣”所表现出那种化解与消受生存磨难与命运挫败的能力令男人自叹弗如。此外,伴随着社会进步而来的婚姻的脆弱,在腰包渐饱的丈夫在外面包二奶家庭里,琼海“衣”却表现出其他地方妇女所没有的冷静平和、宽容大度的心态。
乐天知命、小富即安、四平八稳的琼海人
如上所述,琼海地杰人灵,琼海在外面工作的人也不少,却很少诞生高官;琼海出洋闯荡的人很多,但很少产生富商。追根溯源,这与琼海的传统文化有关。与海南其他地方一样,琼海人大部分是移民。而当年来自大陆的移民带来各地的文化,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其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也哺育了琼海人敦厚质朴的人格特征。儒家文化重视家庭的稳定 和社会的安定;宣扬尊重传统,服从权威;宣扬“三从四德”,宣扬“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宣扬愚忠思想即忠君、忠主、忠父母、对于妇女来说,则是忠丈夫、忠家庭。由于地处边陲,与大陆交通不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封闭状况。这种传统文化一旦植根于本地,则根深蒂固。此外,琼海人的侨居国大部分是新加坡,而新加坡历来推崇儒家文化,因此,琼海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比如,琼海人对升官发财相对较淡薄,他们乐天知命,小富即安,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吃不相同饱相同“、“吃饱睡定,发财是命”。在靠自己勤学苦练用一技之长做为立身之本的行业方面,琼海人可以施展才华,基于他们“傲骨”特征,基于他们在人际关系上奉守的“关嘴好过关门,睡午觉好过行村(串门聊天)”、“惹人着(招)人打,惹狗着狗咬”的人生哲学,他们宁可固守清贫,也不愿“为三斗米而拆腰”;宁可当一介布衣平民,也不愿仰人鼻息,自然不愿介入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商场上的尔诈我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