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一直很偏远，曾被内地人视为畏途。早先咱“恰同学少年”时期缘何去新疆，说白了其实就是几分裹胁加几分诱惑使然。裹胁的是时势，诱惑則是风情。当年少不更事，把发配当成戍边，弃儿流转成战士，便生成某种无奈中掺杂浪漫的一厢情愿。于是一去一十三年，成家于斯子女出生于斯焉。 赴疆时文革已呈强弩之末的颓势，又恰逢朔风呼号败叶遍地的晚秋时节，行色就颇显悲壮。 其时上头急着要把闹腾了几年的“小将”们驱离大学，为恢复秩序腾空间。便不管你是否文革开始时才进校，半天大学课堂都没进过，还是好歹在课堂里混过几年，都统称“大学毕业”给予“分配工作”了。可惜尚值“天下大乱”，这一帮半吊子大学“毕业”生也不好安插。亏得领袖英明，适时提出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号，立马师出有名，半吊子们就有了可接受且能高擎的冠冕堂皇的旗帜，得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满怀豪情地奔向农村奔向边疆那广阔的天地去了。不过“衣分三色人分三六九等”，自古皆然于今为烈吧，虽当时部队也要人，且那时穿军装是人人艳羡的时尚，但志愿是可以自己填写的，去向却是由领导决定的。经领导一定，“子弟兵”和“杂牌军”马上泾渭分明。结果真正奔向广阔天地擎旗壮行的浩大队伍，便註定是没靠山无背景的杂牌军了。一时间在北上、西行的列车、长途客车甚至敞篷卡车上，全都嘈杂着、拥挤着他们自豪又茫然的身影。
当时暨大是首次接到新疆名额，我们则是第一批分配进疆的学生。行前，校方给每人额外发了12尺布票，旅费之外再额外发了100元高寒补贴。我们一行三男一女拿了军宣队的分配介绍信，不仅都连家也不回，居然防寒衣被也不及筹措，就“摐金伐鼓下榆关”踏上了征途。 由广州到到乌鲁木齐火车辗转七天六夜。到达的那天恰逢国庆节，就迎来当地的头场雪。雪断断续续越下越大，后一个多月更演变成新疆百年一遇的雪灾。而咱们这几个南方来的菜鸟，装备最好的只有家在香港的那位女同学有一件薄薄的丝绵袄，另三条汉子都只有当年叫做卫生衣、卫生裤的棉绒衣裤。意想不到的是有布票和高寒补贴在北方居然还不管用，没有棉花票照样买不了棉衣棉裤。而棉花票必须等落户到某个具体单位后才能享受到。情急无奈下我们也只好硬充好汉当一段时间冻不死的老广了。 经过新疆自治区分配办公室联系落实，我们一行四人最终一个分去了喀什专区英吉沙县，两位留乌市郊区乡下，我则被分去伊犁地区某山区一个以数字命名的保密矿厂。 按下三位“童鞋”不表，我从乌市往伊犁乘坐的是农垦兵团农四师一部敞篷解放牌卡车。但有幸坐进驾驶室，司机人又好，送了他两枚毛主席像章，大叔便喜欢得不行，一路关照，没有挨饿受冻，顺利到达伊宁市。隔几天从伊宁市往矿厂走，也是一部敞篷解放牌，但驾驶舱里已先有司机的两个朋友占位，我被孤零零安置在敞篷卡厢里。车一开动，卫生衣裤马上保暖失效，让我一路饱尝了风头如刀面如割寒威如锥狠刺骨的滋味。颠颠簸簸来到伊犁河野马渡口，须下车摆渡过河，这时我已完全冻僵，下不了车了。过河不远就是厂区，勉强去向军管会报到后，就躺倒足足病了一个星期。他们安排我到子弟小学任教，我因病却半天课也未上。虽然军管的这矿厂职工都有军大衣、军棉裤、大头皮鞋的配给，我却无缘索求。后来军代表找我谈话，才明白原来他们看了我的档案材料，由于我是侨生且父亲尚在马来西亚，在我病中已定性我是“外人”，必须退货。还行，他们虽吝于给我军大衣的温暖，但这位军代表好歹还是关照我坐进驾驶舱，安排我平安返回了伊宁市。 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我得以脱离了那个有放射污染的穷山沟及脱离了当猴王的宿命，踏上了我应该走的“正途”：先到巩留县牛场农田五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两年后下课 - 再分配到伊犁州党委宣传部工作。我不是伟光正成员，“提拔”我到这个专亊宣扬“大好形势”的部门好像是个异数。也许是因为在“再教育”下课后待分配的集训期间，领导看我能编辑集训板报，会写点时文，也会插图绘画来点不同字体的美术字等等，才“慧眼识珠”擢我于“水深火热”吧。对于正式再分配工作，那时流传一个顺口溜：最好是党政、然后一公交、二财贸、分不出去塞文教。咱居然能避免被乱塞的“命运”，说来还一时“受宠若惊”呢。 部里的工作无非为领导写文章打讲稿，我们不是秘书叫秀才。什么调查报告、情况通报、会议简报、工作总结、重要讲话等等，凡形诸领导口头或现诸“红头文件”的文稿，都得咱们加班加点连带开夜车炮制。写作这类东东当年也有个顺口溜，叫做先抄语录后抄报，想要深刻看梁效（当年赫赫有名的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笔名写的文章）。 我成为“秀才”的头些年，部里一正三副四个领导。正职和“大副”自然是汉族，“二副”和“三副”分别是哈族和维族。办公室四人，其中大学生一人，全汉族。耍笔杆子的秀才七人，全是大学生，其中维族两人。这个部“老九”最多，算是“人才济济”吧。民族副部长若需讲话稿之类，也仍由我们起草，两位维族秀才不用写作只负责翻译。这类讲稿和文件，大抵都假大空套连篇。但所谓自古文章一大套看你会抄不会抄，抄的过程能否把话说得前言搭后语，圆熟周至，能显得有理有据，可以自圆其说，在“先抄语录后抄报”的炮制过程中也能显出高下优劣来。所以，部里最终的主笔杆子，只剩下北大哲学系的贾政、人大政治系的赖恭谦和暨大中文系的在下三人。四人帮倒台后，分飞的劳燕纷纷回归旧巢，贾政到乌鲁木齐考了人大研究生，却没有到北京就读，后来转而携家带口的返回老家镇江，就任市委宣传部长；赖恭谦则受聘转往新疆自治区党校，做了教授。两位都得了正果。其他的老九，陕西大学的杜生茂，与后来接任部长的“大副”刘永焕是小同乡，得以提任群工部长，后更进阶到了乌市，当了自治区机关党委书记；还有一位新大的李济民，虽与杜相类笔头也不行，但思想活跃口头谔谔，在改开初期干部队伍知识化年青化的涌潮中，得以出任州党委机关报的《伊犁日报》党委书记。时势造英雄，一时之选的这种安排，让他们也得展生平矣。只是李或许思想太前瞻，北京传出小平言退耀邦赞成的消息，《伊犁日报》有人跟风写了篇小评，李同意发表。结果报社书记的职位被撸掉，徒遗后憾。这是后话了。 当年的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真正的重点其实是革命化。因此秀才们跟随领导走马看花承旨编文不够了，开始兴起遣送秀才下乡蹲点锻炼培养的新举措。部里唯我是个异数，自然更须锤炼。于是我被安排別妻抛子，到伊宁县十月公社卡勒巴克大队蹲点。同一工作队中竟有一位地区党校派来的叫哈米提的维族干部，已经七十多岁了。但这位大家称为哈老的队员，竟是位真正的大秀才。他不仅讲得一口溜溜的京片子汉语，还通晓俄语、乌兹别克语，维、哈语的古文字，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专精古突厥语。可惜这么一位博学又十分和蔼亲切的稀有语言天才，却被安排在地区党校资料室赋闲，现在又被充数下放来蹲点“培养”，真叫莫名其妙了。 蹲点十个月，尽心戮力地想“化”自己，但终于未能“化红”。待到“复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地“归至家”，才知道在市五中任教的妻子为促成我的“化”，比我吃了更多苦头。其一是我带走了自己的那份口粮指标，她还得将两个孩子的指标交给托儿所，家里实际只剩下她一人每月28市斤口粮。孩子周末回家要吃她的口粮，我中途回来休整一星期也是吃她的口粮，以致家里出现粮荒，且求告粮食局补贴无果，一度濒临断顿的危机。所幸伊犁毛纺厂驻校工宣队的一位大姐是军属，家有余粮，伸出援手，每月送给妻子四五斤玉米面，才算勉强解了困窘。其二是妻子不仅独自担负了购粮买油及一应家务，做饭取暖的原煤也得自己订购储运，还得抱着小的拉着大的走一里多的路，带两姐弟到州政府机关托儿所全托（这算是我的机关福利吧，当然不是免费的，只是可解除父母工作的“后顾之忧”）。这都还算自家事说不得吧。让妻子弦綳得更紧的是，她在五中教高中语文并当班主任，从高一带班到高三，教学任务已经很繁重，还要隔三岔五地带学生外出学工学农学军。学校既不考虑安排别人替代外出任务，也不帮助安排交通问题。学工学军基本都在市内，还可对付，学农一个月则是到远离伊宁市的察布查尔县，往返基本靠两条腿走路。学生乖巧，有一两次男同学先躲到公路林带后面，由女同学路边拦车，等候有帅哥司机停下，大家才一拥而上，得便而轻松回家。这一招也不是经常凑效。妻子那段时间每周六要从察布查尔县急匆匆赶回伊市家里，弄好生火做饭的一切准备工作，马不停蹄又得赶往托儿所接两个孩子。母子只能温馨地一起度过一晚加一个白天，周日下午还得将孩子送回托儿所，然后周一再带领学生出发下乡。这种连环转不停歇的奔波几乎让她跑断了腿。到我回家，她也是一副黑而瘦的硬骨头模样了。 对于当年干部队伍“四个化”的要求，又一个顺口溜说的是，年龄是金牌、学历是银牌，关系才是王牌。我不谙其中奥妙，对组织给自己的“考验”“锤炼”种种，仍深信不疑。1977年2月18日，伊犁地区霍城县境内靠近中苏边界的农四师61团场突发一场恶性火灾，罹难人数694人，且其中6到17岁的中小学生竟达565人，占罹难总人数的81%。时值春节期间，一时地方和农垦系统人心疑惧震动。伊犁地区党委当晚组织伊宁市消防队长途奔袭前去救火，第二天即紧急组织动员各部门头头组成“百人”救援调查工作团，奔赴现场开展救援善后工作。当然里面也要有“笔杆子”，在部里所有党员都“脱不开身”的情况下，我又被派参加工作团，接受新一轮的“锤炼”。而且在第一波掩埋死者救治伤者安抚生者发放抚恤钱物的救援事项告一段落，第二波事故原因调查基本就绪，救援工作团中的物资主管部门及公安等部门陆续撤走，一个月后地委领导及各部委办领导及其办公室人员撤出，最后只剩三人留守，收集情况上报，处理烂尾事务，吾乃其中之一。我何时撤离？现已记不清，但看当年留下的现场记事，最后一篇写于1977年7月27日。则我至少整整在61团场呆了五个月。这段时间，咱陪罹难者亲属流过泪，扛抬棺木上过坟，在敌情论、阴谋论、意外说、责任说的纷扰动乱中胆战心惊过，为赶写汇报材料熬夜过。总算是做了点实事，却也较明晰地得到认知的某种“开光”，似乎明白了生存与生活的一些真实道理吧。 就在我离开61团场前，从一位维族同事口中，忽闻哈老已于一个月前逝世，其时正坐在渠旁，感慨有加，回到宿舍，写了一首悼亡诗寄托对哈老的哀思。末两句是：叹君多才无为用，渠水汩汩草青青。 新疆是个歌舞之乡、旷达之乡。人文荟萃、长才不少。以我所在的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而言，原来的两位维族“秀才”，一位擅长把小木棒削成笔，沾墨水或颜料，写出灵动优美的维文老文字。那时代那部门标语口号多，且时常更新升级，活计不少。他从不马虎应付，总能用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大小，写得优美醒目，把枯燥僵硬的口号，变成显示魅力让人愿意多看的艺术品。另一位可谓幽默帅哥，再严肃的题材，他也能不露痕迹地让你发出会心的微笑。有次我向他询问某部门一位民族领导的名字，他笑笑说叫霍斯拉曼。下回再问另一位，他还笑答霍斯拉曼。后来我才弄清楚，维语“霍斯”意译是“同意”，“拉”是表示复数或多数的语助词，而“曼”（此词的维语发音像英语的man）则是“我”的意思。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我全都同意”。我于是顿悟，这小老弟是在讥讽少数民族有职无权的现象，真乃妙哉斯言也 。 宣传部属下有个伊犁州展览馆。原有三位坐馆画师两位兼职画师。76年夏，从中央美院又分配来一位维族小伙子克里木。他的油画用笔大胆奔放、色块分布简洁明朗，他应用调和色过渡色得心应手，明暗调子柔和协调。其画近看只见色块和笔触的排比堆积，稍远一看，却是栩栩如生的一幅人物或美景。画风、技巧与几位画师立见不同。当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州党委需要一幅巨型毛主席画像做追悼大会用，展览馆即推荐克里木。他不使用幻灯打稿等辅助手段，也不用帮手，仅两天就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克里木回调北京，成为专职画家。其少数民族历史及现代题材的油画，影响至中亚许多伊斯兰教国家，他本人也成为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使者。差不多同期还有一位从公社调到州宣传部的哈族小伙子艾克拜尔，四人帮垮台后，他发表了一篇小说《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一鸣惊人，获1979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式步入文坛。后来他也调至北京中国作协从事创作和民族文学的编辑及领导工作。 我后来也因缘凑巧举家调回广州，但我已不再在乎“化红”与否了。回望新疆，觉得有这么些人与事进入我脑海融入我生活，新疆已不再偏远。我已不再会受裹胁或诱惑，我的心却更贴近了新疆。有生之年，她都会是我心繫的又一个第二故乡！写于2016年5月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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