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积轩今年50岁了，他一生老老实实坚守着家园，耕种他祖上留传下的三亩五水田地和三亩坡地，一年收获有上千斤的稻谷，还有地瓜、玉米、豆粟等杂粮。粮食对他家来说是绰绰有余的，杂粮他家主要用来养猪。十多年来，他家几乎每年都有5头肥猪出卖，收入很可观。而他还是乡村里非常出色的犁手，他除了耕种好自家的田地，还受雇于大户人家，为别人家犁田耙田。在乡村的农忙时节，他常常牵自家的牛，扛自家的犁耙，去为田地多而忙不过来的人家犁田耙田，这样也增加一笔劳务收入。由于他勤奋并善于经营，他的妻子更是一个贤内助，所以他的家境就殷实，因此，他家就出了一个上省城读书的女秀才。他生有三女二男，他的三女儿苏定娥，自小聪明伶俐，并且喜欢读书也读得书。1936年，他就让19岁的苏定娥和县里几个青年去广州市读书。这时，苏定娥改名苏金婷，考读的是当时的中山医学院。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金婷毕业，在广州市一家美国教会的医院里当医生。后来她参加了共产党，曾在广东的东江地区的抗日军队里当医生。1942年冬天，她被共产党广东省委派回海南，这都是事实。
1939年至1942年，是海南抗日战争敌进我退的艰苦年头，海南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军撤入各地山区坚持战斗。山区的环境恶劣，特别是卫生条件差，很多抗日军士人员身上生癣，满身癞痒，由于癣会相互传染，致使根据地患癣的人越来越多，还有疟疾和痢疾等传染病也流行。因为无医无药，军队减员人数增加，战斗力大大减弱。就在这种情况下，苏金婷临危受命，被派回海南。
当时日本军队侵占海南后，为了防止海南人民从外地运入抗战的武器弹药等物资，对海南岛进行全面封锁，不准任何船只与外地来往，严查进入海南的人员和物资。而苏金婷却秘密地带入一批药品物资，可谓是奇迹。
那是1942年11月，苏金婷接受被派回海南的任务后，她叫那两位负责护送她的男同志先回海南，把约定相会的地点时间告诉给他们，而她自己一个人带上购药经费，单身去澳门。
澳门当时是葡萄牙管辖，葡萄牙是中立国。苏金婷到澳门后，仍然注意秘密行动，她购买了治疟疾的奎宁丸，一大批盘尼西林针剂，还买了消炎用的六九三丸粉，特别购买了治癣的药水，并购了一批医疗器材等物资和必需药材。她雇请一艘有澳门籍的疍家小渔船，把药品包装后，钉封于渔船的鱼舱底下。疍家的渔船挂着葡萄牙国旗，沿着广东东南沿海近岸，一边打鱼一边南行。苏金婷也打扮成疍家渔妹，在船上与渔嫂一起摇橹划桨，使日军的巡逻艇观察不出破绽。由于小渔船不显眼，很顺利地就到达疍家渔船聚集的海南新村港。苏金婷上岸后，与来接应的同志接上头，秘密把药品取出，几个同志分头挑着药品，日宿夜行，爬山过溪，从敌军守备较薄弱的西南山地进入萝花山。她入山后，被任命为萝花山中心医院的院长，立即着手治疗工作，药到病除，使萝花山的抗日队伍，渐渐恢复了元气。
1943年初夏，日本军驻海南守备军司令部决定，调集兵力，乘着抗日军中疾病流行的时机，扫荡萝花山根据地，彻底消灭这支钻在山空里的抗日力量。于是抽调日本正规部队500多人，并调集各地的保安军300多人，分兵东西两路，进犯萝花山根据地。东路400多兵力在万泉河上游地区遭抗日军伏击，当场打死日本军20多人（由于日军抬走尸体，所以难得具体数字），保安军7人（丢下尸体为数），并俘虏保安军6人。这6人中就有苏国射和林日生，所以就使苏国射和林日生都知道苏金婷在抗日军中当军医。
那是初夏的一天，天气晴朗，萝花山群峰外麓的溪涧边，棘笋已抽出很长的笋鞭，山棯树也开了满树繁花，山荔枝和山竹树都开花了。走在山路上，时时有山花的芳香扑鼻。在抗日军的临时包扎草棚里，苏金婷和两个医护人员忙了一个上午，为15个伤兵消毒包扎了伤口，包扎好的伤兵又有协护人员抬担架送进山里的抗日军医院。战斗是9点钟的时候打响的，根据下火线的伤兵说，战斗打得很顺利，敌人已开始后退。听到胜利的喜讯，大家的情绪高涨，心情舒畅。这时已是正午，炊事班的给前线送饭，路过包扎草棚，把一个小竹篮挂在草棚门前一株山荔枝树的低枝上，并告知说：“包扎所的同志们，饭在竹篮里。你们吃饭吧！饭送迟了，你们肚饿了吧！”炊事班的交待完，又挑起竹篮匆匆的赶去前线。苏金婷见有空了，便走出来，取下饭篮，置于地上，打开，见里面是白米饭团多半篮，顶上是一盘白肥猪肉块。这是为了打仗而特别增加营养的打仗饭。苏金婷看见久违的猪肉和白米饭团，一股馋食的欲望涌上喉咙，但医生的卫生习惯让她忍住馋欲，走去另一株山荔枝树头的水桶旁，舀水洗手。
这时，救护队又送来伤兵，是6个保安军，都穿着黑色的保安军服装，一眼就看得出来。救护队队长走到苏金婷的面前，说：“苏医生，这6个是保安军俘虏，都受伤了，我们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给他们治疗包扎。”
救人比吃饭重要，苏金婷立即将饭篮挂回去，又走进草棚。她看见一个保安军昏迷不省人事，像一具死尸一样躺在地上，腰肚处流有一注的血。她以为这个人垂危，便叫一个护士过来，一起把这个伤者抬上手术床。她伏下身，解开这个伤员的衣裤检查伤口。伤口在小肚偏左处，伤口裂开好大，还渗流着血，伤口中间凸出一块黑色而染血的东西，初看去像是肠突了出来。她用镊子轻轻拨一下，却觉得这是硬物。她用镊子轻轻挟出硬物，注神一看，是子弹头。根据这个情况苏金婷判断，这个子弹是打在石头上反跳起来，再横势打中他的小肚上，伤口被打得大，但不深，把他的肚皮壁打破了，但未深入腹腔未伤及肠道，肚壁打破流血就多，致使他的衣裤染血一大片，看去好像伤势很重。苏金婷立即给他清洗伤口，再撒上止血药粉，然后包扎好。这个保安军被包扎好后，渐渐苏醒过来，他看了看救他的医生，觉得很脸熟。苏金婷没有带口罩，因为山区的医疗用品不多，非传染病医护人员都没有口罩带。这样，苏金婷的面目都让伤员看见。苏金婷那双有神的眼睛，那端庄美丽的脸庞，那两道弯弯的眉，都给这位伤员“留下”深深的想象，他想了想，忽然高兴地叫道：“定娥姐，你是定娥姐！”
苏金婷转脸注神看了看，也认出来了，这个保安军伤员是她同村的人苏国射。
在远离家乡的危难中突然遇见同村人，那种心情是亲切强烈的，苏国射很高兴地看着苏金婷，一种亲切盼望得到好关照的心情让他兴奋不止，同时他也觉得他比其他人有优越感。
苏国射比苏金婷小有6岁，苏金婷那年去广州读书时，他是13岁的大男孩。他从小无父无母，是祖母养大的，他没有读过书，小时候经常为富有人家放牛，并且经常挑着一对木桶，捡牛屎装进木桶里。如果碰着牛放尿，就用木桶盛牛尿。那个年代，牛屎牛尿是上好的肥料，是他的祖母教他这样做的，他因此也得到一个绰号：牛屎桶。日本军来本地后，他的祖母病死，维持会长李先汉便要他去日本炮楼里当保安军。不久，又被日本军调他去县城的保安大队里当大兵。
这次，日本军进剿萝花山抗日军根据地，他又被调去东路保安团里当大兵。这个团是称为团，实际只有300多兵，是临时凑合起来的。苏国射当保安军，都训练过操枪打枪和投手榴弹，但没有参加过打仗。他被编在一个只有70多人的连里，连长是一个讲海口话的中年人，个子很矮，连长见他个子大，年纪轻，就指定他为班长，给他换发了一支漂亮的铁柄冲锋枪，并发50粒子弹，5枚手榴弹。他很为难，不知道这班长是干什么的。连长说，班长就是带头走在前面，带头冲锋。他摸了摸冲锋枪，心里很害怕，他只想做不打仗的兵。连长集中全连兵士，训话说：“你们不要害怕，皇军很信任你们，皇军大官认为，我们这样临时调集起来的部队，也比山空里的抗日军强，山里的抗日军生病，快死光了，这次打仗，我们一定胜利。打胜利了，皇军就会奖赏我们。到那时，我们大家都有钱花。”经过训话后，他们就开动入山。但料不到，刚刚进入萝花山的外层，他们在一条山沟的狭路上，就遭到抗日军的伏击。他是一排一班的班长，提着冲锋枪走在最前面。突然，呯呯嘭嘭的枪声响在后面，保安军这儿没有动静。后面是日军部队，日本军官的战术，通常总是叫保安军走在前面，日本兵走在后面。这次抗日军好像是专门择日本军打，日本军的机关枪好像也开打了，咣咣咣咣的机枪声清脆有力，听着都很可怕。但响不久，那有力的机枪声就停歇了。枪声响后，苏国射便赶忙伏在地上，其他保安军士兵也跟着伏下。过了一会，一个传令兵跑来找连长，连长接到命令：占领右边山头。连长大声喊：“向右边山头冲锋，赶紧占领右边山头。”
右边的山头离他们这儿起码有100米远，山上山下，草木阴森，草木间隔或有一堆一堆的山石蹲耸着，地势很险恶，如果抗日军隐蔽在山头上，冲锋上去只会是送死。苏国射拉枪栓把子弹推上膛，端着枪，猫着腰，慢慢向上走，许多士兵也跟着向上走。连长看见山上没动静，便抬起头大声说：“山上没有人，赶快上！”
听说山上没有人，大家的胆子就大了一点。苏国射跨开大步，快步向上冲。他身旁一个兵也大步向上冲。忽然，这个士兵踢在一块石头上，身子一趔趄，向前扑倒在地，枪走火叭的一声响，全部人都黯然趴下。苏国射还算镇定，没有搞枪走火。趴了一阵，看山上仍然没有动静，连长就举起手枪，向山上叭的放了一枪，同时大声喊：“冲呀！冲！”
连长站起身，抬脚踢旁边一个兵，迫他起身冲锋。苏国射想起当班长就是要带头冲锋，立即爬起身，端着枪，向前就冲。在连长的呼喝下，全连人都站起来，开步向山上冲。他们冲到半山腰，山上的枪就响了，有两个士兵立即栽倒地上，哇哇大叫。叫声如杀猪的惨叫，苏国射立即在一块石堆的后面伏下来，他有时也提头向山上张望，想寻找目标射击，他总不见目标。山上的枪声好像很有灵性，他们伏隐不动之后，山上的枪声也静下来。苏国射转脸看看那两个倒在地上的保安军，看见那俩人都不吭声了，两支枪都落在他俩人的身旁，手已松开了枪，人好像已死了。苏国射看着，心里颤颤的，特别看见那两人流的血，有一个是子弹从背后穿出，脊背的衣服上，那红红的血还在慢慢的洇散。苏国射的心突然害怕起来，他迷迷糊糊的觉得，自己也可能会这样被打死去，子弹也可能穿过心脏，也可能穿过脑袋，也会这样惨惨地死。他心想不能再冲锋了，等日本人打吧。连长见死了人，也不再呼喝了，也静静地躲在一丛草堆后。日本军那边的枪声又激烈起来，那就等日本军打赢了，我们保安军才跟着得胜利吧。这是连长的想法，也是苏国射等人的想法，他们都不想死在这荒山野岭上。时间渐渐过去，日本人那边的枪声渐渐稀疏了，后面那边的人员，好像是蠢蠢后撤，连长很注意观察后面的动静，他看见保安军团部的人员都在后退，他估计战事不妙，他趴在地像四脚狗一样慢慢倒退爬。士兵们见连长后退了，都一呼噜地站起身转头后跑，苏国射也握着冲锋枪往后跑。这时，山上的枪声又响了，并有一个手榴弹从山上抛下来，在他们当中爆炸，有几个人倒了下去，苏国射突然觉得肚上有一阵痛，他忍痛跑了几步，感到痛得难受，他伸手去摸肚部，手上热湿湿的，他抬手一看，是流血了。他见到鲜红的血，心里一阵惊悚，认为这就要死了，眼前一片黑暗，一下跌倒在地上，他昏过去了。等他醒来时，他已躺在抗日军的包扎棚里。他身上带的冲锋枪，50粒子弹，5枚手榴弹，全部为抗日军所缴获。
苏金婷见这位可怜的村里的傻兄弟当了保安军，又受伤了，转脸过来看了看他，说：“你不要害怕，伤不是很重，安心治伤，好后就回家去，不要给日本人打仗了。”
苏金婷说完，又转身去给其他人消毒伤口和包扎。苏国射听到此话，心里暖洋洋的。苏金婷把6个俘虏伤员包扎好后，就走出草棚，去荔枝树下吃午饭。
炊事班的又送来一个小竹篮，是给6个俘虏伤员的饭，也是每人两个饭团，一块肥猪肉。有一个俘虏伤很重，手榴弹在他的身旁爆炸，左脚被炸得血肉模糊，苏金婷给他清理伤口后，发现他左脚下段有3处骨折，身上有多处弹片伤，如果不及时接骨消炎，以后可能会截肢。苏金婷出于救死扶伤原则，决定送他去山上的中心医院来做接骨治疗。用草药接骨治疗骨伤，苏金婷已熟练掌握了这门医术和各种草药，尽量利用草药治疗，可以节约使用西药，所以苏金婷做出这个决定。考虑到中心医院的床位有限，又决定把其他5位俘虏伤者留在包扎棚里继续给其治疗。救护人员用担架把那个重伤员抬走后，苏金婷吃完饭，也决定回中心医院去，她对留下来的医护人员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走到棚壁处，拿起她的听诊筒和皮质药箱，挎到肩上。她转头看了看躺在木床上的苏国射，微微一笑地点点头，就转身走出去了。
在这6个俘虏当中，也有林日生这位特殊人物。
林日生早年在日本留学，学的是土木建筑工程。毕业后，他觉得土木建筑在中国无用，当时中国人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建房屋，因此他选择留在了日本，并娶了日本女子为妻（实际是妾）。他受日本右派思想影响很大，认为中国太落后，就是应该接受日本的帮助，如果能与日本合并，最好，这样国是亡了，但国民会富起来。他常常把满清入关和日本侵略中国相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参加了日本军队。因为他是海南人，日本军部特别派他在日军留守海南军司令部里当翻译官。这次扫荡萝花山根据地，三木中佐负责指挥东部作战，他又被指定当任三木中佐的翻译官。三木中佐为了便于联系和指挥，干脆任命他为保安团的团长，统领指挥保安军300多人。他把这些从各地炮楼调集来的300多人，编为两个营，4个连，每个连只有70多人，那个矮个子连长是他的表哥，他重用表哥任了一连的连长。这是他第一次有实权指挥一个团的兵力作战，他踌躇满志地想在这次战斗中露一手。为了表示他是保安团的最高指挥官，他干脆脱去日本军装，穿上保安军的黑军服，戴上保安军的大顶帽，与保安军队伍一起行动。
日本军作战的惯例，总是叫保安军在前面开路，或者叫做实力探测敌人的阻击能力。队伍行进到萝花山东边的山峪处，不知不觉已进入了抗日军的埋伏圈。抗日军放过保安团，集中火力特别大打日本军，枪声一响，日本兵就倒下了10多人。三木立即命令日军架起机枪反击，四挺机枪仰势向山上扫射了一阵，四个机枪手先后被抗日军的子弹击中死亡。三木命令部队不论如何要攻占两侧高地，但攻上去的士兵都倒在了半山腰。三木见抗日军的火力不弱，而且占据有利地形，决定改变战术。他叫传令兵向保安团长林日生传达他的命令，集合保安团两个营分别占领两侧山头。他打算待保安团的攻击行动牵制抗日军的一些兵力后，他的日本兵便后撤，退出不利地形，然后日军向后包抄。但他料想不到的是，日本兵一开始退撤，凭日本军壮胆的保安军见了，好像是无声的命令，也跟着退撤。三木又立即叫传令兵去向林日生传达不准后撤的命令，保安军的后撤已变成后跑，阵地一片混乱，传令兵在混乱中找到林日生传达命令时，保安军个个都拖着枪往后乱跑，加上抗日军的火力猛烈射击，还有手榴弹的爆炸声，人人都唯恐跑慢了会变成山上鬼。林日生根本控制不了保安军，也只好跟着跑。他跑了一阵，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胸口仿佛裂开了一样的难受。他的头也晕了，眼睛冒出了金星，他突然右脚踢到一块石头上，身子晃悠一下向前扑倒下去，额头也正好碰在一块半埋在地下的岩石上，左眼的眉梢处破了一个洞，鲜血注注而出。他的右脚膝盖更是重重地碰在一片平贴在地面的石块上，膝盖顶破了一块。他顿时觉得额头和膝盖处如火灼般的痛。他忍着爬起来，想继续跑，他跨出一步，脚支撑不住，又倒下去。枪声和子弹击地声在他耳朵里杂响，他赶忙紧贴地面伏着。一枚手榴弹在他身旁不远处爆炸，他慌忙放开手枪用双手护住脑袋。手榴弹炸开的泥土溅落到他身上，泥土溅落完后，他抬起头，额眉流的血浸到他的眼睛，他眨眨，用手背擦了擦眼，想张眼看看战场上的情况。矇眬中见有许多人从他的身边急急跑过，但没有人理会他。他想喊，但他不认识这些士兵的姓名，他嘶哑地“喂喂”几声，那些士兵仿佛没有听到，渐渐跑远了。他原来是有一个警卫兵跟随他的，这时却不见踪影。他转过头，想看看后边还有没有人，只见有两个士兵横躺在路边，好像是死了，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警卫兵。
这情景让他痛心，想不到转瞬间就兵败如山崩，他无可奈何地闭上眼，隐隐地伏着。过不久，抗日军来打扫战场，见他满脸血迹模糊，眼睛也被血液浸渍睁不开，一边脚膝盖处的裤擦破了也流出血。他站不起来，抗日军的救护人员便用担架抬他进了包扎棚。
苏金婷给林日生检查伤口后，断定他没有枪弹伤，是摔伤，右脚膝盖的盖顶骨碰裂了，关节骨筋带损伤，膝盖外皮肉擦破，额眉骨碰伤，额眉破一道口。由于额眉破伤，给他上药包扎后，他必须闭着眼，如果眼睛睁闭活动，会拉动眉梢的肉，伤口痊愈就会迟。由于他不得不闭眼养神，所以他只听到苏金婷和苏国射的对话，他没有看见苏金婷的全部容貌。苏金婷回去中心医院后，配制7副草药叫医护人员带来给他敷贴，很有效，7天后他便能拄着拐杖慢慢走路了。
林日生因为是海南人，讲话是海口地方口音，很有海南的土气，加上他们这帮保安军是从各地县乡调集来的，士兵和军官之间互不相识，他便假称他是一个排长。又因为他受伤后形貌枯槁憔悴，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抗日军政工人员不法查清他的真实身份，只把他当做一般的保安军的下级军官，压根儿想不到他是日军的翻译官，是少有的铁杆汉奸之一。
抗日军这次作战，是在萝花山根据地外围的游击区设伏突袭，速战速决。敌军败退后，抗日军也不贪战，立即打扫战场撤回山中。为了减少编外人员负担，半个月之后，抗日军按优待俘虏政策，经过一番政治教育后，发给一定的路费，把苏国射、林日生等6人释放，让他们离开抗日军的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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