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剧<南侨情>问世之路》一书连载八
第二章（六）
历尽磨难、乐观爽朗的南侨老机工翁家贵
图:南侨老机工翁家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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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2009年4月6日在海南华侨大厦召开的《纪念南侨机工国国抗日七十周年大会》上，96岁高龄然精神瞿铄的南侨老机工翁家贵带头唱起激昂的“大刀歌”，与会二百多人也动情地跟着唱起来。
豪迈的歌声将人们带回七十年前那硝烟弥漫的战场，带回尘封已久的悲壮岁月。
图:三位年逾九旬的南侨老机工。
翁老是从云南回海南参加纪念大会。大会后翁老先生立即回琼海老家后返云南，无法当面采访他本人。有关他的材料只好根据林少川先生所著《陈嘉庚与南侨机工》与陈达娅、陈勇著的《再会吧南洋》二书整理。
获双亲支持， 踏上抗日救国之路
翁家贵祖籍海南琼海，他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1939年，华人报纸刊登抗日的消息，从大陆来的歌舞团还在吉隆坡演出了话剧《雷雨》。已是驾驶员的翁家贵立即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翁家贵的父亲母亲也支持他，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你回国参战，无上光荣。”
翁家贵说他当时就知道“滇缅公路条件艰苦”。
他是第五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第一批80人，第二批 400 人，第三批400人，第四批480 人，第五批 503 人，直到第九批，回国抗战的华侨共 3226 人)。他们是途经新加坡、越南河口到达昆明。
图:翁老珍藏的南侨机工证件。
翁家贵被编入十四大队（每个大队分4个中队）。他们中队的任务是一人一车，行驶路线从云南的下关到畹町，再到昆明。运送的是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
“由于侵华日军在1942年切断了滇缅公路，所以，南侨机工于1942年10月就解散了”。
钢铁婚姻相濡以沫共患难
翁家贵的妻子罗春芳是云南保山人。
至2009年翁老已经93岁。温和的笑容时常挂在脸上。
虽然年届九旬，但他性格仍然活泼。说笑、唱歌、落落大方；出行、活动，步履稳健。与翁老在一起，不会感到他是一位高龄老人。尤其谈到感情生活，他那源自内心的感慨总是溢于言表。对他那小他十岁的妻子，翁老至今悉心呵护。
1939年翁家贵从侨居地马来西亚吉隆坡归国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补充中队。
该队驻地在保山通商巷。机工大队办公的地点旁有一小庙，机工就住宿在这小庙内。每天清晨，机工们起床出操、唱歌、列队。不久，从后院就会走出一位相貌俊秀的女孩，在看完机工们晨练后，便羞涩地一笑，走开了。
这女孩后来成了翁老的妻子。当时，她的家就在十四大队办公的后院。
或许是翁家贵的歌声格外响亮，她特别用心地关注着她。有几天，罗春芳发现机工的晨练队伍中不见了翁家贵，急忙回去对其母亲说。母亲一眼就看透了女儿心思，前往机工住宿处探问，才知翁家贵肠胃不好生病了。
罗母回去叫其儿子陪同翁家贵上医院，回来后又熬汤煮粥、悉心照料。之后，这对青年男女的情感日益升温。
但由于翁家贵经常出车往返于滇缅路上，彼此相见的机会也很少。
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恋情，翁老的心仍在为之荡漾“后来我对她思恋的情感很强，我们彼此相互牵挂。1941 年初我们就定婚了。”
图:翁老珍藏的家庭相片。
随着局势进一步紧张，罗春芳的家人担心万一日军入侵保山，整个家庭安危难料，于是向翁家贵提出:“既已定婚，你把她带走好了”。
婚礼就定在翁家贵开车回来的空隙时间。
1911年，滇缅公路的运输一直非常紧张、繁忙。翁家贵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来回奔走于滇缅公路上，运回军需、送出中国远征军，但他还没忘记迎娶他美丽的新娘。年底，他向所在中队请假两天，赶回保山，在保山“鸿运酒家”，南侨机工翁家贵与罗春芳举行简朴的婚礼。
同是海南籍的机工罗杰带着车队里的几名南侨机工赶到保山参加婚礼，成为婚姻的见证人。
娇小的新娘时年十六岁，就读于保山女子中学。她的伴娘范永华是其同桌同学。喝完喜酒的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的范永华就被日军投下的炸弹当场炸死。新娘罗春芳新婚燕尔，幸运地躲过那场灾难。
参加完婚礼后离开保山的罗杰，几天后再次过来看望这对新人。
几位机工聚在保山的“侨心咖啡店”喝咖啡。第二天，该咖啡店就被来犯的敌机炸成一片废墟。
若干年后，翁老一想起他的婚礼，就诙谐地说:“我的婚礼闻到硝烟，但与硝烟擦肩而过。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钢铁婚！”。
如今，牵手已六十多年的翁家贵夫妇。当年俊俏新娘已成一白发老妇，每天清晨，翁老煮好牛奶咖啡，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共饮，他依然保持着南洋的生活习惯。
乐观豁达， 黄昏景致无限好
老机工翁家贵身体好，可能与他心胸开阔、天天锻炼身体有关。他现在每天休息的行军床还是抗日战争时在华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使用过的行军床。只不过，年代久远，行军床上的帆布已经更换过几次。
记者对翁家贵先生说:“中国有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博物馆37家，大家都说征集文物困难，可您却每天睡在文物之上。如果有关博物馆、纪念馆来征集这张美国飞虎队士兵使用过的床，您给不给?如果美国的国家博物馆征集您的破床，您给不给?"。
翁老说:“当年我们南洋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用的尽是美国货。比方，美国的万国牌汽车、道奇牌汽车、雪佛兰汽车。我们运输的物资大部分是美国的炮弹、枪支，当然还有军装、药品和罐头、饼干。”
翁老个子不高，身体粗壮，他笑着说:“要什么都给，生命都给了祖国，还有什么不能给的呢？但是，美国人会要这张65年前他们自己生产的破东西么?"。
翁老从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了，他虽然住在昆明官渡区，可是常常到保山他女儿家居住。翁家贵现在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6点起床，行走4公里，到太保山登山，下午看电视看新闻，晚9点睡觉。翁家贵的退休金是990元，他非常之满足，因为原厂可以给他报销50%的药费。
翁家贵在2001年由马来西亚华侨出资，应邀参加了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
图:记者采访翁老。
图:云南电视台播放翁老专访节目。
让翁家贵最为自豪的是，1989年5月，他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竖立的纪念碑揭幕仪式。
令人惊叹的是，至今翁家贵还可以背诵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碑文。
记者1998年采访他时，他不但为记者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还在纪念碑前背诵碑文，让记者激动不已。这次，应记者的要求，翁家贵又一次背诵了这惊心动魄的历史文字。”
一场虚惊 终生难忘
“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从事军事运输，人人要闯过三个严峻的生死关：险路关、瘴疟关及敌机空袭关。
此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关口随时在考验着，那就是能否有自觉性、纪律性。
做为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翁家贵谈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责任心与警惕性。若稍许松懈，马虎了事，那可就要出大漏子，或者坐牢，甚至于送掉老命。
我是参加第五批机工回国的，分配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说起我在滇缅公路的惊险经历，尽管山路险峻，却被我一一战胜，化险为夷；倒是一次被指责为丢失一箱子弹的惊险风波，给我们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0年春，我任分队长。有一次，负责带领六辆载着子弹的车队由保山开来昆明。当车子开到楚雄时，队里张启麟的车子掉进路边的沟里，这让我们进退两难。
如果等待下关救济车前来救援，也许还得等一两天，六车弹药在此荒山野岭过夜，万一出事可不得了。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只好将掉进沟底的那车子弹，平均分摊加到另外五辆车上，超载赶路，只留下一人看空车等待救援。
当我们五辆满载子弹的车队赶到昆明大板车军用仓库卸货时，意料不到的情发生了。清点弹药的人员突然说，子弹少了一箱，这还了得！
我们早听说过，已经发生过因丢失子弹而被判坐牢的先例，横祸怎么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可真令人不寒而栗。
我再三回忆，这次出发一路上够小心的了，连在楚雄盘移装箱时也格外谨慎，那箱子弹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我们再仔细地清点一遍，还是少了一箱。这可急煞人，但光着急又有何用?只有冷静地思考：从出库、上路、过夜到这里进库，都没有任何疏漏，会不会是卸货搬移时放错了地方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我警觉起来，立即找仓库负责人说明经过，然后继续里里外外仔细观察，终于惊奇地发现仓库那边垒得整整齐齐的弹箱上面，高出了一箱，会不会正是这箱？然而，如是这箱又有什么根据呢？当我走近认真察看，心中有数了，这一箱果然是我们的。
仓库负责人问，弹箱都一模一样，怎么能说这箱是你们的呢？我请他仔细看：仓库原来的弹箱面上都有一层灰尘，唯独上面这箱无灰尘，与我们新运进来的一样，正说明这一箱就是我们的。他信服地点点头，我理直气壮地把这箱搬过来，心上的石头才落下地。
一场虚惊终于过去了，但它留下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此后，我们奋战在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上的南侨机工都保持了更高的警惕性与责任感。
图:三位高寿的南侨老机工在云南南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留影。
后记：
云南西面有条江，江上有座桥。这条江，这座桥，曾经改变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命运。这条江就是怒江，这座桥就是惠通桥。
著名作家萧乾曾经说过“中国有千百条公路、数不清的桥梁，然而没有哪一条像滇缅公路，也没有一座像惠通桥那样足以载入史册”。
2018年8月16日，惠通桥畔矗立起一座南侨机工雕像。这尊名字为《永远的等待》、重400斤、1：1比例的青铜雕像，是由广东雕塑家李春华为时年103岁的琼海籍南侨机工翁家贵老先生为原型创作的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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