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我和陶勇同学的那些事

我和陶勇同学的那些事

◇张运燕

这几天总是半夜三更醒来就睡不着觉，也不知道啥原因，有时候看着天花板发发呆，有时候兴趣来就想写点东西。可这两天脑子特别清醒，原因是广州的同学又发出盛大邀请，到广州参加校庆和同学聚会。

今年11月5日是华南师范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校庆规格比较隆重。我们做为八零届物理专业毕业的同学，也组织回校共同庆祝母校九十周年华诞，然后到从化聚会疗养几天。外省的同学可提前在4号前到广州，入住广州新城宾馆，参观广州塔——小蛮腰和夜游珠江。这样的安排非常完美，也是一种享受。

同学们在微信群里以接龙的方式报名参加。这几天看着接龙的同学，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大学时代。在校园里学习生活的一张张稚嫩的、充满青春阳光的笑脸，就像露天电影一样，一张张地回放着，给我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看着接龙的同学不断地增加，在高兴之余，也让我的心情显得沉重，有时想哭的感觉都有，就是释放不出来，很压抑。

陶勇同学从跨入大学校门到毕业就与我成立“互助组”，其间也有其他同学加入，也有退组的，但我俩坚如磐石，在上千个日日夜夜里都坚持下来。我俩在学习和生活上相互关怀和帮助，成了一生忠诚至爱的好同学、好朋友，结下了亲如兄弟般弥为珍贵的情谊。

大二的时候，我得了偏头痛，每到学习紧张的时候就更加明显，在医院检查也找不到病根。陶勇同学他妈妈也有偏头痛病，用四川天麻，很快就治好了。他对我说：请放心，周末带我到他家找药物。他父亲是四野部队解放广州的南下干部，在广东省石油化工厅任厅级干部，为人热情好客，并交待拿些天麻回校炖肉吃或炖汤喝。说来也神奇，天天炖汤喝，一个月下来，偏头痛病根从减轻到消除，很见效。

在学校我俩的互助组分工合作很明确，他负责中午打饭打开水，我负责晚上打饭，雷打不动。因为他个头大蛮有劲的，能提两个热水壶还挂上两个军用水壶和排队打饭，对我非常照顾。每到周末，他提着櫈子到军医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现在的暨南大学）看电影，每次都叫上我。当时看场电影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军医大首先要保证本校的军人学生有位置看电影，然后才开门让华师大的同学进去。我们这些同学有时仗着人多，经常冲进去，或者是翻墙进去，有时还和军队警卫人员偶有身体接触。但有陶勇同学开路，进入军医大看电影很方便。

陶勇父母都是军人行伍出身，受父母影响，生性热情好动并充满正能量，参加许多学生会和社会公益活动，还兼职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工作。我写了一篇反映好人好事的新闻稿，题目为《深夜灯光》，由陶勇向全校广播。当时学校宿舍熄灯时间为十点半，学校东区共有四栋学生宿舍楼，东一栋为物理系学生宿舍楼，东二栋为化学系，东三东四为数学系和地理系。熄灯后，唯独东一学生宿舍楼里隐隐约约的偶有灯光。因为我们学物理专业的，懂得利用电工原理，有些同学把公共走道的公用电引入宿舍里，然后用变压器将220伏交流电改变为12伏安全直流电，用做自己照明学习。正是我写的新闻稿被陶勇同学广播后，引起张少平辅导员的注意，为什么东区有四栋宿舍楼，而仅有物理系宿舍楼有灯光呢？事后学校检查了电源路线，对我写的新闻稿，不但不表扬，还反遭辅导员的“善意”批评。因为它违反了学校的作息制度，不值得提倡。广播员陶勇同学也受牵连。可陶勇同学也反驳，自己是广播员，负责读稿，审稿员不送稿我能读稿吗？他仅干一年播音员就如此遭罪，后来辞职不干了。

毕业后，陶勇被分配到星海音乐学院当了两年老师。后来调到广东省工业化工厅当上科级干部。我被分配回海南教育厅，直接分配回琼海。86年我回母校进修时，他已经是厅里的中层干部了，进步很快。陶勇同学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给我买了一双五羊大头皮鞋，买皮鞋花了20元，从广州邮寄过来还需4元邮费。这笔馈赠花了他半个月的工资，可见同学间的友谊如此有温度和厚度。他在结婚时还专门从广州寄喜糖过来，惭愧啊，当时我也不懂回礼。

2000年金秋十月，同学们来海南聚会。他带上爱人一起过来，到我家里做客，还特别带上广州特产。2017年7月，同学们在广州聚会，当时我在上海。陶勇交待我到白云机场不要叫车过去，这样不划算，还是坐地铁吧。但是，当我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时，他已在出站口接我。他说：坐广州地铁容易迷路，地铁口连着超市，一不小心就会走错路的。我带了女儿叫福建同事专门准备的武夷山大红袍茗茶，作为见面礼。当在地铁和超市中穿越行走时，感觉到在校时生龙活虎的同学，显得衰老了许多，走路也是慢悠悠的。我弱弱地问他，身体健康情况怎么样？他说，就那样，心脏搭了几个支架。一路无语，我多么希望他还能像在学校里助人为乐的模样，去抢着做好事，还能带着我到军医大看电影啊！

到了酒家，他爱人已在门口迎候多时了。我们三人享用着丰盛的粤菜。他爱人说：运燕兄弟，你要说说让他少参加激烈运动，可偏偏不听劝告，还和单位同事们打羽毛球。我说：勇哥，小弟规劝你一句，别逞强好胜了，好好的收心养性吧，下次来广州还要你去接机呢。可他只是敷衍应付一下。在以往聚会时，每次都少不了他这个乐观派的主角，可这一次和以往大不一样了，上台容易忘词，只好念稿。但节日同样精彩，赢得满堂喝彩，可我坐在旁边总是笑不出来。

2018年8月1日，在和爱人在大连旅游时，陶勇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8月3日单位在羊城晚报发出一份讣告。这一天我刚好赶往上海。广州的李洁英同学打电话给我：“你看到讣告了吗？”

我说：“没有，啥事？”

她说：“陶勇同学走了。”

这一噩耗，重重地打击了我，我泪如泉涌。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处。怎么你说走就走了呢？我还想去广州和你说说心里话呀。

在陶勇的追悼会上，在广州除了外出的同学，剩下9位同学都参加了。可见陶勇同学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他值得我们一生拥有的好同学。

2019年初冬，我们又在广州聚会，我虽然穿上了冲锋衣，但总觉得寒意袭人，这种寒意不在身体，而是从心里有了浑身发抖的感觉。我和在广州电视台任编导的阮志刚同学，写了一首自由体诗歌，题为《四十年后的相聚——为2019年同学聚会而作》。

如果人生

总有一场艳遇

那就是

我们大学同学

四十年后

白首相聚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

我们都拥有同学

这个骄傲的名义

……

同学们

请举起

手中的酒杯

祝福

我们这场艳遇

祝福

我们还能再次相聚

再次相聚

一百年

永远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

本来计划这首优美的诗歌由陶勇同学朗诵，因为四十年前大学生联欢会上，他朗诵过我写的《我们相约在华师大校园里》。可现在他已在天边，到那遥远的地方去了，我们只有默默地祝福他走进美好的天堂里……

看着同学们在微信群里喜庆接龙，我五味杂陈感受颇多。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在时间的刻度表上都刻录着我们曾经奋斗过的足迹，我们对得起华师大的名誉。我静待11月5日，母校九十周年华诞高光时刻的到来。

（以上照片为2019年所拍摄。最后一张右一为陶勇同学，2017年拍摄）